两则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新闻，应该放在一起看。
家长是学生天然的利益共同体。谁都无法否认，减负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那么，教育部门实打实的减负措施，为何遭到了家长的强力反弹？家长们为减负倍感焦虑，究竟又有多少欲言又止的潜台词？
教育部门集中力量实施减负，开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2000年年初，因为“学生负担很重”“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实施“减负”的高潮。当时还在上中小学的80后、90后，如今从“应试”与“减负”两种概念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家长，一定对自己这种独特的教育经历留有别样的情愫。
现在回想起来，90后面临的课业负担可能还不是最重的。类似“小学生晚上9点写不完作业”的现象，并不是第一批90后的普遍经历。相反，至少在笔者及同龄人的印象中，小学放学花一个多小时完成作业，还赶得上看当晚的《大风车》节目，更不会因为“小升初”而烦恼。上初中以后，直到接近中考的初三阶段，才慢慢感受到应试和习题的压力。
随着80后、90后陆续为人父母，他们慢慢发现，孩子所要应对的课业压力超乎自己的经验。朋友圈里，不乏毕业自名校的年轻父母，恨铁不成钢地抱怨孩子做作业太慢、没有继承自己卓越的智商，殊不知，当年让他们获得阶层晋升通行证的智力，也许完全不足以应付当下复杂而繁重的教育。历经一轮轮考试筛选出来的他们，注定是不甘愿“输”的一代，也自然把这种心态投射到孩子身上。
多年以来，主导减负工作的一直都是教育部门，为此承受最大压力的也是教育部门。减负工作“越减负担越重”，板子不能完全打到教育部门身上。减负也不再是空洞的口号与概念，而早已细化成详实具体的指标。
很多措施正是公共舆论长期呼吁的结果。例如，“不许公布分数”等措施，最初就是民间的建议——很多人认为，公布分数排名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利于未成年人形成健康人格。如今，教育部门从善如流，就当减负就要“来真格”的时候，为何遭到了密集反对？“减负”这一概念本身何以陷入了污名化的困境？
不知道从何时起，中国的家校关系、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便陷入了模糊与混沌的状态。一方面，家长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到子女的课业之中，帮孩子完成作业成为家长的日常；另一方面，各种校园问题的产生，似乎又是家庭教育缺失的结果，一些家长总是一厢情愿地期待学校替代自己管教子女。
家庭教育该不该加强？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这一代城市家长自身受教育背景扎实，知识结构完善，有能力对子女实施高水平的家庭教育。但是，对家庭教育的理解，却因为缺乏共识而见仁见智。
现实中，家庭教育沦为了学校教育的附庸。家庭虽然是区别于学校的实体空间，却在无形之中成了课堂学习延长的时间。学生把大量无法在学校里完成的作业带回家，家长不仅负责监督，还要尽己所能指导孩子完成习题。家庭生活只是学校生活的复制，亲子之间本应该享受的家庭时间被无限度地压缩，促进下一代形成健全人格与品质的家庭教育却长期缺席。
教师的教育权是具有专业性质的权力，学校教育有其不可替代性，而试图把专业权力交给家长执行的想法，恐怕是危险的越界。长此以往，家长要么质疑教师的能力与资格，要么面对“任务”无所适从，种种家校冲突也随之激化。
减负由谁来减，怎样的减负才符合孩子成长的真实需求，进而实现各方“多赢”，是减负取得共识的前提基础。如果课业负担的施加者，从学校的“右手”转移到家长的“左手”，只会让受教育者不堪其重。
在减免学生实际课业负担的同时，学校应当补齐服务短板。将减负工作具体化、指标化，固然是检验减负工作成效的必要之举。然而，指标更要对应实效，而不是单方面地减轻学校的责任。比如，缩短中小学生的在校时间，学生放学时间越来越早，只会给家长增加负担。如果学校放学，并不是学生一天学习的结束，那么以在校时间长短检验减负又有何意义？
中国学生习惯于学校和家庭的“两点一线”。而减负的真正指向，不在于学校与家庭的此消彼长，而要探索在学校学习和居家休息之外，让学生成长的“第三种时间”。
国民教育的面貌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折射。当初深受应试教育困扰的学生，如今成为焦虑而冒进的家长，似乎又站到了应试教育的战壕，荒诞的背后是对下一代成长和发展的密切注视。减负20年来，人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经验：要从根子上消除教育焦虑，减免课业负担，不是教育者、家长、受教育者的任何一方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或许只有时间才能检验减负的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