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彬把一切归结为天道酬勤。“我属马的。每天晚睡早起，看很多报纸，动脑筋去琢磨。做市场一定要调研，凭自己的经验观察市场每天的细微变化。要谋定，然后动。”
“我属马，马是站着睡觉的，所以我也是劳碌命。”严彬如今依然保持着每天五点多就起床的习惯，看看报纸、看看电视新闻，然后安排一天的工作和会议。
2015年，严彬全球飞行里程37万公里、飞行时间484小时，2016年全球飞行里程27万公里、飞行时间264小时，两年的时间跑的路相当于绕地球16圈。每次飞行之前，他都会精算时间和时差，尽量夕发朝至，下飞机就可以进入工作状态。
许多年后，中国功能饮料之父、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还会想起1971年的那个下午，河南省话剧团在新乡市北站人民公社分将池大队招工，进入尾声时，招聘老师问有京剧特长的严彬：“你在待遇上有什么要求？”严彬只回答了一句：“管饭我就去。”这个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大小伙子实在是饿极了，天天吃红薯吃得眼冒金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比管饭更好的待遇。
他哪里想得到，40年后自己会创办一个横跨健康饮品、商务地产、户外运动、通用航空、文化艺术、国际贸易、能源化工等诸多领域的跨国集团，从2009年起，连续8年位列胡润百富榜前10名。他更加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和一些能够改变世界的政要成为好友——2016年11月，他接到新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邀请，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我和特朗普以前就是朋友，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当选美国总统。”
严彬一直非常低调。虽然财富位列胡润财富榜前10，但他的经历完全是个谜。由此他也给外界留下一个隐秘、低调、严肃的印象。
从河南农村到文化圈
1969年，山东籍的严彬在河南务农。他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吃饱肚子。农村条件艰苦，“喝的水里都有鱼虫”。更让人绝望的是看不到出路。
受母亲影响，严彬从小痴迷于京剧。他跟母亲商量，想唱样板戏，“唱出来了说不定能混进京剧团”。但唱样板戏得给拉京胡的送酒，母亲无奈地对严彬说：“儿啊，咱送不起，一个星期你得给拉京胡的两瓶酒。吊三个月，你的嗓子才能到那个坎儿上去，咱还是回农村干活去吧。”
严彬别无选择。可他从日出干到日落，一年才挣92元，“没见过白面，粮食只有红薯”。对贫困的恐惧，让他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一次，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和进步，他甚至跳进“地主反动派”家的厕所里掏大粪，那味道熏得他“从农村出来一年里都闻不出香臭味来”。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那一年，河南话剧团招工，17岁的文艺积极分子严彬得以入团，当时他只有一个要求——“管饭就行”。“正是这种朴素的感情，把我从河南最底层带到了河南文化圈里。”严彬说。
严彬成为河南省话剧团的一名青年演员，他在话剧团度过了他人生中第一段幸福的时光。第一次发工资16.5元，严彬记得很清楚，他把这钱捧在手里，高兴得浑身发抖。
不过，当年在河南话剧团工作的严彬并没有一心一意朝着京剧演员的职业生涯一路埋头走下去。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严彬的工资已经从每月16.5元涨到了每月38元，但这位不安于现状、头脑灵活、交友广泛的年轻人开始想办法倒腾点小买卖，带着身边的小兄弟们将广州的磁带、墨镜等当时的流行产品卖内陆地区来。
后来，严彬在报纸上看到国家要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的新闻，果断收手，当时身边的小兄弟有的人没听他的规劝，受到了处罚。
捣腾着去了泰国
在话剧团那段日子，不到20岁的严彬已经显露了他讲义气、仗义疏财的性格，这种个性一度被认为是他后来获得成功的关键。严彬说，当时他如果要买烟买酒买火车票，这些大小事情都有朋友全给包了。“那时候忙得我，哎呦——”严彬眉毛一扬，“有个帮人买火车票的小品，叫《有事您说话》，说的简直就是我。”
当时，严彬就想找点别的机会“另谋出路”，他的朋友中就有人提出，可以帮他去泰国。
70年代末，邓小平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海外关系是个好多西，利用好了有利于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此时，一系列涉及保护归侨侨眷权益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
那时候，中泰建交没多久，有泰国的亲戚或朋友发来一封邀请信，并证明其能够支付出国费用，中国人就可以拿到签证去泰国。于是，有一天，一封泰国的来信寄到了严彬的单位。
严彬“耍了点聪明”，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故意让挂号信在传达室多停留一两天，一直等到传达室师傅第2天冲排练厅的他喊了三次：“严彬，小严，泰国来的挂号信！”严彬这才装作刚听到的样子，从排练厅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果然，同事们开始议论：严彬怎么会有海外关系？
“以前我哪敢说有亲戚在曼谷呀！”严彬这才跟大家解释。一切铺垫好后，他正式向团里提出要办理去泰国探亲的手续。
尽管剧团对严彬的“探亲”有所怀疑，但最终没有深究，批准了他的申请。
接下来是办护照、签证，买机票，一关一关地闯。那一年国庆节后，严彬来到广州，登上了轰轰作响的螺旋桨伊尔-16飞机。不到几个小时，严彬像做梦一样，已经置身于曼谷的街头。
刚下飞机，严彬就把三个月期限的护照给撕了。他暗自下决心：“不干出点事业来，说啥也不回去了。”
撕了护照的严彬，成了个没有身份的人。他想办法混到了金三角的一个村庄，因为泰国政府有规定，在那里劳作两年，可以申请泰国国籍。就这样，严彬又过回了农村生活。不过这一次，“吃过中国农村的苦，泰国农村的苦就不叫苦了”。
他开始倒卖竹筒罐头，又捣腾了点玉和红宝石，两年后，他攒了点钱，获得了身份证。这会儿就不怕警察查，他可以到曼谷唐人街打工了。
第一份工是在餐馆“干体力活”。老板是潮州人。
和南方人不一样，严彬身高马大，食量也大。潮州人早上一碗粥就够了，严彬一早上得喝三碗，老板娘见了就不高兴，说他“吃得多干得少”。严彬见老板娘这样，就只吃一碗，用工资去买米，吃酱油拌饭。
睡得也不踏实。老板睡阁楼，严彬和其他打工仔住楼下，所谓的床，就是地上铺个凉席。严彬不在乎，每天早上5点起床打扫卫生，还边竖起耳朵听楼上的动静。“老板每天五点‘咳’一声，我提着痰盂就上楼给老板送去了，前后速度不超过1分钟。”
出门在外，严彬还用手给老板当烟灰缸，老板谈事，把没熄灭的烟塞他手里，严彬手里烫起了大泡，依然死死攥着。
于是，老板觉得严彬机灵、有眼力见儿，一年后将严彬提升当了经理。跟他同时去泰国的还有昆明那边的两个知青，“他们还照样在喝粥”。
严彬的泰文也是在那一阵学溜的。一有时间，他就躺在曼谷24小时滚动播放的电影院看电影，“感觉哪个字母不对，就连夜看、接着看，硬是把泰文啃了下来”
1984年，严彬打工有了些积累，他决定自己单干，在泰国成立公司。1989年，严彬与中国某部委下属企业一起在曼谷合作投资了两栋楼。根据协议，由他先垫付资金。他很看好这个房地产项目，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还负了债。
他万万没有想到，国内的政治风波导致中资公司暂缓对外投资，项目资金迟迟不能到账。严彬急急忙忙地飞回国内询问情况。那段时间，他住在北京一个酒店里，每天去找人要钱，又焦急，又委屈。可合作公司就是拿不出钱来，无奈之下，严彬只好同意取消合约。
而后，更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因为不少东南亚国家政治动荡，很多外资就都涌入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形势向好的泰国，带动了泰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结果，严彬投资的两栋楼的价格全部大涨。严彬卖掉一栋楼，还了债务，净赚了另一栋楼。
现在，这栋楼依然矗立在曼谷市中心素坤逸路6巷，地理位置相当于北京的西单。虽然装修老旧，但严彬到现在也不舍得卖。他觉得这栋楼是自己的第一桶金，来之不易，要留个念想。
困了累了喝红牛
90年代，严彬回到中国，做了很多投资项目。尽管在泰国的声望如日中天，但真正让严彬被内地社会广泛熟知的，是他引入的一款全新的功能性饮料——红牛。
红牛产自泰国，早有进入中国内地的计划，但因为拿不到批文，即使在海南建厂也无法在中国销售。后来，红牛的创立者辗转找到严彬，希望将这种饮料打入中国市场。严彬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非常看好这款饮料，便提出合作开发。
1995年12月，严彬回国创办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第二年，经国家食品卫生管理部门审核批准，这种饮料得以在国内生产与销售。
红牛没有上市，也从未对外披露过近年的销量，但从A股一家专门给红牛提供罐子的上市公司，可以窥见红牛近年来的爆发增长之势。
2009年，红牛对罐子的采购金额从8.3亿人民币增长到2015年的47.2亿，增长了5.6倍，年复合增长33%，超过中国房价增速。而这家罐子企业的股价从2012年低点，到2015年的牛市最高的时候涨了10倍多，目前仍有6倍的收益。
实际上，红牛在中国一开始并不成功。严彬没学过营销，当时他花重金在中央电视台打了个“汽车要加油，我要喝红牛”的广告，自己觉得足够含蓄、艺术，结果“别人都说我是卖汽油的”。
第二次换广告词，临近播出了，电视台找上门，严彬躲在屋子里，还是没想出词儿来。“怎么办？我一咬牙，‘困了累了喝红牛’，就这么地吧！”严彬说。就这样，无心插柳之下，这个广告语反而家喻户晓。
随着红牛的热卖，严彬一点点琢磨，在营销上越来越有经验。他通过在国内赞助运动队、体育赛事等营销手段，也让红牛在大江南北火了二十余年，至今势头不减。
不过，由于越来越多功能性饮料入局，也让严彬时刻保有一种危机感。
2014年，他用1.6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大椰子水销售商VitaCoco25%的股份，并将其引入中国;2015年，联手德国的果汁品牌Capri-Sun，在中国推出Capri-Sun果倍爽少儿健康饮料;2016年，严彬又以約1.0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VOSS高端水略高于50%的股权。
“我们现在的发展就是要多元化，全面丰富产业链，未来的饮料更多往健康、绿色方向发展，也更多与中国传统中医药相关。红牛终究只是这块产业链上的一部分。”严彬说。
做别人做不成的事
1995年，除了在深圳创办红牛，严彬还在北京东三环买了一栋楼，他充满抱负，想在长安街建立华彬集团的总部。
这个前后拖了12年依然烂尾的楼盘，关系错综复杂，无人愿意接手。买楼前，严彬找一位商业银行行长谈贷款事宜，这位行长甚至不无揶揄地说：“这楼在长安街旁立了12年了，谁要是还能把它建起来，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被这句话刺激，严彬反而像枪响了要上战场的战士一样，准备资金，找设计，找施工，一点一滴往别人不相信的方向前进。
工程开工后，他每天都要拖着疲惫的身躯，扶着墙，一步一步地爬上23层楼，一点一点地观察这楼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天能上来20次。他几顾茅庐，请来国际知名建筑师丹下健三为楼盘做设计，最终，华彬大厦成为长安街上最为显眼的建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