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印度长期实行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发展政策，构建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系统，却没能建立起足以驾驭国有企业运营的强势政治体系。因此，这些国有企业既不服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法则，也不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命令。也就是说，市场调节和行政调节同时失灵，低效率和“不听话”同时存在，发展状况可想而知。
印度航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国有航空公司，印度航空背景过硬，实力雄厚，曾长期是印度民航业的“老大哥”。但近十几年来却因体制僵化、贪腐频发、人员臃肿而逐渐走向衰落。2018年，由于长年的巨额亏损，印度政府准备在保留24%股份和一定话语权的情况下出售印航，却无人愿意接盘。这是因为，效率更高的民航私企大多不信任印度政府对所属企业的革新能力。这个案例真实展示了印度国有企业的尴尬境地。
（图为陷入泥潭的印度航空）
4、过度超前的法规
印度政府能力的不足，在推进发展规划上时常捉襟见肘。那么，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政府是不是可以给企业充分自由的发展环境呢？答案是否定的。
独立后，印度政府为了全面监管经济发展，设计了一个繁杂的、几乎涵盖经济活动每一个步骤的“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严重抬高了企业的制度成本，损害了整体经济活力。虽然1991年经济自由化之后，这一饱受批评的制度基本革除，但仍有“两座大山”压在企业头上，这就是劳工权益和土地产权的保护。这“两座大山”被认为是先进的制度法规，比“许可证制度”更难解决。
如果我们查看印度企业的人数规模，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10人以下的微型家庭作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印度对劳工权益的“过度保护”。
印度劳工法规定，企业雇佣规模在10人以下，可以免受劳工法限制；一旦雇佣规模超过10人，就不能按照市场需要解雇员工，如要解雇，则需向员工支付安置费和遣散费，这往往超出企业所能负担的范围；而如果超过100人，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就必须先取得政府的批准。
这些规定的后果是，一方面，印度只有10%的劳动力被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权益实际上没有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严重制约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我们知道，现代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规模化，规模无法扩大，生产的平均成本就降不下来，企业的竞争力被锁死在较低的水平，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更是无从谈起。
（图为2010年中印企业职工数量对比，可以看到80%以上的印度企业雇佣人数都在8人或以下）
同理，印度的土地产权制度也对工业化发展有负面影响。在印度，土地产权的保护非常完整，因此，征地的流程繁琐，周期更长，成本也更大。企业投资设厂，或者政府规划公路与铁路，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土地征用。虽然从短期内来看，该制度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保护了被征地民众的经济利益，但明显阻碍了工业化的推进，长此以往，各方都是受害者。
比如，今年4月，南方泰米尔纳德邦的高等法院刚废除了一条主干道路的修建计划。这条路如果建成，可以将邦首府与中部重要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减少一半。然而，在部分居民和环保组织的阻击下，计划被搁置。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来说，这显然不是个好消息。
再来看印度的王牌产业——覆盖了上百万人的宝石加工业。在印度的出口商品中，宝石和首饰占据15%，据统计，世界上每12颗钻石，就有11颗在印度切割、打磨和抛光。
然而，这个印度引以为豪的产业，其主体却由分布在苏拉特、斋普尔等地的数万个小作坊组成。这些小作坊往往只有一间大房，数名或数十名工人在台灯的照射下操作着简陋的机器进行手工作业，完成后交由批发商到孟买的市场上参与交易。
（图为一家加工钻石的小作坊）
这些作坊是典型的印度企业——为了规避劳工法，同时省去征地的麻烦，宁可画地为牢，安于小规模、低技术的模式。这就导致宝石加工这个具有国际优势的产业，印度所能获得的利润十分微薄。
可见，印度过于超前的劳工与土地法规对培育成功企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而阻碍了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
